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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

作者:燕怛


总编一连三个电话,催促我赶到市孤儿院,一名叫李连举的农民企业家致富不忘本,饮水思源,给孤儿院捐赠一百万元巨款,不求任何回报,事迹感人。总编说在当今老板们为富不仁,穷极奢侈,一掷千金的背景下,李连举的事迹特别具有典型教育意义,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有系统地向公众推出这种先进人物。

又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我心里有些不以为然,原始财富积累初期,暴富者与素质的上升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相反。可总编下达的任务,我不能不完成,不敢马虎,立刻前往孤儿院。等我赶到,捐赠仪式早就结束,新闻界的朋友收起了长枪短炮,鸣金收兵,打道回府,金报社会部的老张见到我,呵呵直笑:“老弟,你来晚了,放跑了一条大鱼,就等着转载我们的新闻稿吧。”

我有些不甘心,打算从受捐人的角度采访一下孤儿院的负责人。也算是交差。可人家太忙,市里领导在场,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接待我,我只得怏怏不乐地回到报社。总编看我一脸的沮丧,安慰了我几句,大有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决心,又给我出馊主意:查查这位被人称为“大善人”的农民企业家的背景材料,说不定能找到更好的新闻角度,找到更多的闪光点。

我只好再去跑市公安局、工商局,很快查获到李连举的重要情况:山西晋北人,开煤矿发家,举家携口,来汉投资定居。武汉市有吸引投资的规定,只要在市内购买商品房,并投入一定的资金,就能办理武汉市户口,获得永久居住权,李连举也名正言顺成了武汉人,只是他乡音难改,一口山西话,无法掩饰他的籍贯。现有服装厂一家、贸易公司一家、医药公司一家、药店连锁店七家、星级宾馆一家,资产愈亿,形成李氏集团。住富豪洋区,这个小区是专门为高收入者提供的富人别墅区,每户都拥有私人游泳池、私人小花园、体育场所和私人会所,是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地方。李连兴比妻子大二十多岁,是到武汉后,一百二十万买断了结发妻子另找的小姐,一儿一女都在最好的贵族学校学习。不知为什么,李老板不喜欢提及当年在山西经营煤矿的事,特别热心于慈善事业,捐钱捐物,几年来出资上千万,建有多所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大学生、慰问孤寡老人,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被官员们亲切称为“李大善人。”可我有些不解:李连举在山西早就威风八面,富甲一方,钱多得连孙子辈都花不完,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移民来汉投资呢?而他在汉经营的行业,又与他最擅长的煤矿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向总编汇报:既然李大善人是个好人,一定有其成长的轨迹,不能让这位为武汉做出巨大贡献的善人淹没在鲜花和简单的赞美辞里,要深刻地剖析他成长和成功的过程,找到更加感人的事迹,大力弘扬,达到教育目的,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总编非常欣赏我的想法,夸我是做背景新闻的好手,拍板让我远赴山西,去大善人家乡采访,发现更多的感人事迹,搞一个长篇通讯稿出来,并特地把最好的摄影记者小许派我同行。

到达山西矿区,下了火车,就觉得一种压抑感,喘不过气来,天空是灰蒙蒙的,太阳是淡黄色的,光芒像是发了霉似的,挣扎着才穿透污染严重的大气层。大街上到处可见宝马、奔驰等名车,车水马龙,生意兴隆,豪华宾馆比比皆是,只是一点也不光鲜,都是灰尘一片,远山没有赏心悦目的翠绿,黑乎乎的,分不清那是森林还是染成黑色的石头;近处流淌的是黑色的河流。我雇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位三十多岁的汉子,满脸黑红,听说我们要找矿区附近的小山村,奇怪地问:“那里早就不能住人了,只有迁出者,你们找谁呀?”

“这个人你认识吗?”我拿出李大善人的相片,简要地介绍了李连举的先进事迹。司机一愣,冷笑道:“李老板好滋润,就是变成灰我也认识!我跟他是一个村的,他曾是我们这里的人大副主任,副乡长,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那太好了!”我打开录音机,拿出采访本,高兴地说:“请你先给我们谈谈他的事迹。”

司机一指窗外的沟壑:“看到了吗?那就是李老板的杰作!”

我一惊,忙问:“怎么回事,污染跟李连举有关吗?”

司机呵呵一笑,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说:“看看你们的白衬衣吧,才下火车吧?都变黑了。哈哈!”

“是啊,到处都是煤灰、煤渣,污染怎么这么严重?”我低头看着发黑的衣领,疑惑地说:“当地政府怎么只顾挖煤,不开展治理呀?这样下去,生态破坏了,人还能生存吗?”

司机边开车,边侃聊道:“政府?他们只收矿老板的租子,保证矿山别出重大安全事故就万事大吉,保住乌纱帽。矿山交给个人,一包就是几十年,当年李老板就是贿赂乡长,承包矿山,长达18年,赚了多少钱,只有老天知道,反正国家的矿产资源,最终成了私人口袋里的钱。矿区最富的就是矿老板和大小工头,再就是各级官员,他们或入股,或收黑金,早就富得流油,苦的是矿区老百姓,下煤洞挖了十几年,仍然是一穷二白。这些私人老板怎么会珍惜环境,拿钱出来治理生态?李老板算是聪明人,钱到了手,见好就收,远走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生态移民,丢下家乡不管,比起那些非要把家乡最后一点资源挖光的人,还有点人味。”

司机在一个交叉路口刹住车,建议道:“记者同志。我送你们回村子看看吧,听听乡亲们怎么评价李老板的。”

“谢谢,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忙说。车进入村子,刚下车,司机大喊几声,围上来一群人,听说是记者来采访,群情激愤,七嘴八舌,开始声讨“煤老板”们的不义之举:“村里全变黑了,山被掏空,连地都没法种了,就是在村头房后栽的庄稼,叶子沾上了煤灰就不再生长,更别说是结穗,没有了粮食,我们怎么活?”

“人家老板们富了,钱赚跳了,屁股一拍,抬脚就走。你看看这山,还有点绿色吗?就给我们留下这种遗产,到处是坑洼,我们这辈子还能下井挖煤,现在煤矿资源枯竭,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靠什么生活!”

“就是吃水都难啊,那河里流的黑水不能吃,有毒,镇三天,下多少明矾都不顶用,连洗衣都不行,井水也污染了,平时吃水就得买矿泉水,哪我们吃得起吗?能跑的都跑了,就剩下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只能老死在这片土地上。”

我发现上前来的都是老弱病残,极少有青壮年,说的是难懂的晋北方言,费好大的劲才勉强听懂,好在我全录音了,回去找山西朋友就能翻译。司机算是年青人,说出来的话要比一般乡民水平高些,普通话也算标准点:“以环境和子孙后代的生存为代价,对煤矿进行掠夺式的开采,富裕了李连举那种极少数人,而我们的世代生活在矿区的老百姓却要承受他们拿走财富后贫困,为他们的不仁买单,沦了煤矿难民。我不知道这些年政府在哪里,对于矿区的生态毁灭性破坏,始终没有人出来制止过。”

一个干瘦的老头上前说:“都是这煤,害得我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患了肺癌也不敢治,村里光肺癌就有十来个,都在家里挺着等死哩,造孽啊!”

“现在家乡资源快掏尽,生态毁灭,成了恶水穷山,连庄稼都种不活,大家总不能等死吧?就得奔出路,能外出打工的,都跑光了。记者同志,我们村曾经因为煤矿富裕过,那时远近闻名,也因为煤矿致贫。现在有病不敢看医生,小病扛着,大病拖着。李连举那家伙把家乡搞成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跑到大城市去做观音菩萨,简直就是虚伪!”司机指着一栋三层红砖楼房说:“那就是李连举的家,虽然空了好几年,乡家们一直为他保留着,你们多拍些照片,拿回去给他看看。乡亲们恨他,气他,却没有忘了他,还希望他回来与大伙儿同甘共苦,这么一走了之,对得起乡亲们吗?”

提起李连举,人们咬牙切齿,咒骂起来,只是我们无法听懂,只能苦笑。小许摇头叹道:“看来,李大善人在家乡并不善,现在只是赎罪,这也证明了他的良心还没有坏透。”

山西之行,采访目的与结果有些意外,始料不及,南辕北辙,也与我的初衷背道而驰,看样子,李连举这种老板的发家之路不宜宣传,难怪他本人缄口不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这篇通讯稿,带着遗憾回到报社,只能把我能看到的拍摄下来,听到的录音下来,将最原始的材料交给总编,让他老人家去定夺吧,我得赶快回家洗澡换衣。

洗完澡,我换身衣服,打算美美地睡一觉,不想总编又打我的手机,我不耐烦地拿起手机,叫苦连天:“头,还让不让我喘口气?就是发生了‘9.11恐怖案,’也得让我睡足了精神再去采访。”

总编语气有些歉意,话却不容置疑:“看来你睡不成了,没办法,只能打扰你美梦。总编室一连收到三封读者来信,都是反映李连举集团的问题,而且很突出。我只能派你辛苦一趟核实了。”

我只能收拾采访包,赶回报社,先到群联部办手续,借出那三封信,然后推开总编室,将包往沙发一上扔,一脸恼怒:“你就能支使我!得给我发加班费。”

“没问题,等会叫上小许,到隔壁的湘菜馆去喝两盅,怎么样?算是给你们洗尘。”总编笑眯眯的,给我泡了杯茶,递到我的面前,说:“你们采访的记录我看,专门召开了编审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这篇通讯稿暂时不能发,会引起社会负面影响。不过真得感谢你,不是你们山西之行,我们怎么会知道李大善人的真实一面呢?我们是党的机关报,既要表达群众的呼声和意愿,反映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又要体现党的执政思想,为党委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情报。市里正在评比优秀企业家,在企业家中增选政协代表,李连举同志票数很高,如果让这样的人选上了,将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我让办公室根据你们的采访,写了一个东西,发到《内参》上了。”

“那他政协代表资格肯定玩完。”既然总编决定不发通讯稿,我也乐得轻松,随口问道:“这些材料能跟他本人见面吗?说实话,我倒很想让他听听父老乡亲的声音。”

总编摇头,苦笑道:“这个时机不成熟,先不要惊动他。你看了那三封信吗?”

我从包里拿出信来,在手上晃了晃说:“还没有来得及看。不会又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特大意外事故的大问题吧?”

“你就是惟恐天下不乱。”总编认真起来,说:“三封信都反映了李氏集团下属的服装厂劳动用工制度上的问题,如果属实,就有很普遍的意义,现在违反《劳动法》的民营企业太多,市里需要在这方面发现在个典型,作为反面教材。唉!我也没有想到,本来是要抓个正面先进,树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楷模,没想到挖出一个反面典型。”

我不以为然地说:“他这种拼命掩饰自己过去的人,怎么可能树得起来?腰杆子本来就不硬嘛,人家现在做的就是沽名钧誉,捞取政治荣誉罢了。”

总编盯着我说:“你看完信,搞一个采访提纲,一定要给我过目。”

“没问题。”我吹了声口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展开信件。信的字迹歪歪斜斜,像是小学生写的字,错别字连篇,而且许多文句不通,看上去就知道是那些打工者写的,一笔一划格外认真。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工厂逼着工人加班加点,任意延长劳动时间的问题。这是一家童装生产厂,实行计件计酬制,车工每生产一件童装计1角2分钱,一个普通的女工,一天要完成二百余件工作量,时间长达16小时,收入仅为20元左右,服装厂绝大多数用工都是从农村聘来的少女,大约十六、七岁,也有部分十二、三岁的童工。最让我吃惊的是:工厂竟规定女人每人每天只能上三趟厕所,如果增加一次就扣5元,为防止失窃,工厂实行严格的门卫检查搜身制度,经常有员工与保安发生冲突,缘由就是有些保安借搜身耍流氓占便宜。我抒了口气,这种事在沿海私营作坊里很常见,特别是服装厂很普遍,没想到我身边真有这种苛刻的老板。我也知道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就是靠这种剥削童工和廉价劳动力,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就这信里的内容,去发现新闻价值,那也太难了。等我再往下看就不能不拍案而起了:工厂劳动强度之大,让女工们经常休克晕倒,工人提出问题:老板能捐赠孤儿院一百万,博得慈善好名声,而工厂里的女工犹如人间地狱,为什么不来改善一下工厂环境,减轻工作劳动强度呢?有工头利用手里的权力,玩弄奸*女工,女工(其实都是涉世不深的女孩子)不敢报案,只能躲在被子里哭,反映到董事长李连举,他根本就不信,反而将举报者开除掉。

我揣摩李老板是不是将在山西经营煤矿的那一套用在服装厂的管理上?事关重大,我拨通了李氏集团办公室的电话,简单地提到工人的基本权益,要求到公司来采访,被一口拒绝,电话里那人很横蛮地警告我少管闲事,“小心被人下了胯子,”这倒激起了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的决心,当即写出采访提纲,让助手酷儿交给总编。

晚上在湘菜馆里,总编将那份提纲交还给我,提醒我,为防止意外,多带一个人,人并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市公安局副局长老姚,让他保护记者的安全。我不由得大笑起来:“头呀,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弄得人心惶惶,我是正常采访呀,又不是招惹黑社会,怕什么!”

总编一脸的凝重:“人心难测,世事难料,你一篇文章就断送了人家花上千万买来的好声誉,他能不跟你急吗?狗急了还会跳墙嘛!”

我知道总编是一片好心,不再坚持,答应带酷儿同去,那丫头鬼精灵,而且会说好些地方的方言,跟那些打工的小姑娘差不多大,扮成打工妹,可以直接深入到工人当中,了解最真实的情况。酷儿混入厂区,进了车间,干了整整一天的活,长达16个小时,跟女工们混得极熟,大小工头居然没有发觉酷儿那张陌生的脸,这说明工厂的管理混乱,人员流动极大,管理人员认不出自己的员工。酷儿不仅获得了第一手真的情况,还取得了工时单、派工单、考勤表、计酬管理办法等,又约出几乎写信报社的工友出来与我详谈。

采访基本完成,为保证采访内容的真实,万无一失,也是好心提醒一下这位李大善人,天真地闯进李氏集团,接待我的是一位副总,获悉我的来意后,义愤填膺,振振有词,坚决否认集团有任何违反劳动法的人与事,一口咬定是我们在捏造事实,歪曲真相,将电脑打印的新闻撕得粉碎,摔在我的脸上。我一片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真是热脸贴在人家的冷屁股上,脸直发臊,无地自容。怏怏回到报社,向总编作了汇报,总编责备我不该打草惊蛇,因为是一篇批评稿,涉及到刚刚受到表彰的李大善人,事关重大,总编为求保险起见,专门请示了市委宣传部,得到市领导的首肯。两天后,文章在社会新闻版用了大半个版面刊出,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到方方面面的电话,读者纷纷表示关注,要求劳动部门迅速查处。其中总编接到了李氏集团企划部长的兴师问罪的抗议电话,要求报社立刻撤下通讯稿,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总编显得从容不迫,底气十足:“如果我们的新闻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欢迎您批评指出,我们一定认真修正,也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但要求我们放弃舆论监督,对于违法违规的行为,让不斗争揭露,我们恕难从命。”

企划部长怒气冲冲,威胁道:“你们报社要为损害李氏集团名誉而付出代价,我们要诉讼,通过法律讨回公道!”

放下电话,总编一脸的无奈:“看看吧,山雨欲来风满楼!”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建议道:“还是做好准备,像李连举那种人,头脑一热,什么都会做得出来,不计后果的。”

总编一声冷笑:“任凭风云多变幻,我自巍然屹立!”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传来消息,李氏集团向法院递交了诉状,以名誉侵害纠纷为由,宣布对我和酷儿实施诉讼,其诉讼高达1000万元。依据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规定,要通过法院冻结、查封我和酷儿的个人财产,称我们共同完成的采访报道未经核实,与事实不符,严重损害了李氏集团的声誉,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在业内造成极坏的影响,损害了李氏集团的利益。李氏集团还特地照会报社,并未将报社列为被告,敬请留意,其意图就是冲着我和酷儿个人而来,目的就是震慑、杀一儆百。接着李连举通过代理律师发表声明,大唱高调:我们李氏集团最讲法制观念,走的就是司法路线,相信司法是最讲理,最公正的地方,如果有人说我们起诉不良记者为不公正,那就是在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告记者只是为了搞清真相,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要让李氏集团扬名中华,如果官司胜诉,我们将把全部的赔款捐献给希望工程。

我和酷儿目瞪口呆,而且区法院在第一时间宣布受理此案,区法院以从来没有过的快刀斩毛麻的快速,向我和酷儿下达了《民事裁定书》,冻结被告银行存款、股权,查封、扣押被告一切可用作报请行的财产。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房子、存款都成了人家的扣押品,陷入极大的万劫不复的困境之中,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我的精神差点垮掉,无不痛心地说:“这真是绝妙的讽刺,我不明白舆论监督怎么变成了高铖行业?还有没有公理正义在?”

酷儿更惨,虽说她刚参加工作,个人财产寥寥无几,却特别喜欢逛街,穿的全是名牌,突然成了被告,连吃饭的钱都要向同事借,家也不敢回,痛哭一顿,泪眼婆娑,坚决要求辞职。我好不容易才劝住她,打起精神,应付诉讼,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工作。

记者诉讼案立刻在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几乎所有媒体都是先吃惊,后觉得不可思异,接着义无反顾,旗帜鲜明地支持我和酷儿,发表文章谈话,寄来礼物,支援我们。互联网上更是一片谴责声,矛头直指李氏集团。我所在的报纸及时发表声明:记者的采访活动属职务行为,报社坚决支持记者行使正当合法的采访权,要求李氏集团立刻解除针对记者个人的冻结财产,并保留对李氏集团的诉讼权,同时对法院不顾对象,不作调查,受理此案表示遗憾。报社党组向市委宣传部、市委领导汇报。市委领导也很奇怪,一向慢三拍的法院怎么如此反常,表现得这么积极?神速地进入“司法程序,”让党委不方便干涉办案。报社向市区法院询问,答复是区法院认为受理过程没有一点问题,将会“快立案、快开庭、快审结。”报社对此答复很是不满,通过中院党组,希望监督办案,公开、公正、公平地审理,只能等待一审结果,如果不公,则在二审和终审程序来伸张正义。

报纸专门在“法制版”开辟了大讨论,请知名司法界专家来谈案。专家们认为区法院受理这种案子实属荒唐,记者受报社委托,采写新闻文章,诉讼对象是报社而不是个人,李氏集团拿个人开刀,通过1000万的诉讼,无论是合理性,还是合法性,都不能成立,这是一种讹诈,淫威,让媒体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区法院受理更是笑话,不做基本的对象审查,果断地封查了记者个人的一切财产,给人感觉就是以强凌弱,每个环节都有问题。如果媒体对不良企业、政府行为不敢批评,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局面?专家们也分析了区法院受理此案的利益驱动,诉讼人狮子大张口,最后虽然判得极少,但法院审案是按标额来收取诉讼费,主张得越多,法院的收益就越大,诉讼费一般是由败诉方缴纳,如果我们败诉,不管判赔多少,都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李氏集团是一家有组织、有财力的企业,对付势单力弱的记者个人,即使败诉,也赔得起。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拖不起,这种诉讼本身就缺乏起码的公正性,很难让人信服和理解,让人不由得产生法院与这家企业之间有什么交易的想法。专家们尖锐地指出,这桩案子削弱了司法的分信力,也对舆论监督带来了损害。李氏集团的用工制度和内部管理,存在失控现象,反映出劳动部门的失职、政府在劳工权益上的闭目塞听,纵容了少数不良企业对员工权益的侵害,特别是有流氓的犯罪行为,更是公安机关立案侦察范畴。法院的所作所为为不良企业提供了法律武器,让本是弱势的打工者处于更加无助的地位,表面上是对两个记者的诉讼,实际上向社会公理的宣战,是挑战道德底线。群联部也收到大批读者的来信,报社的投诉电话成了热线,一天就接到上百个电话,都是读者表达对记者的支持。总编抑制不住悲愤,一口气连写了四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共鸣。

我打起精神,完善诉讼材料,补充证据,准备打一场让全国瞩目、轰轰烈烈的官司,那几位写信报社的打工妹也挺身而出,站出来要为我作证,酷儿弄到的那些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省、市法律界的大律师、司法专家、大学法律教授们组成律师辩护团,免费为我们提供辩护。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领导人也鼓励我们主张权力,坚持下去,如果一审败诉,就到上诉二审,相信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

形势似乎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虽然李氏集团企划部和区法院的新闻发言人一再坚持只有经过司法程序,才能获知事实真相,明辨是非,等到审理终结时才会真相大白,铁心要将官司进行到底,我和酷儿却信心倍增,等待开庭的那一天,一定让全中国都知道两位记者的无私无畏,特别是酷儿,要在电视转播里一展美丽的风采。令我们意外的是,就在开庭前一天,李氏集团突然宣布撤诉,并主动上门与报社谈判,表达和解的意愿,这让所有人始料不及,不知云雾,搞不懂李氏集团在玩什么花样。

那天我懒洋洋地坐在桌前,随手抓起一张报纸,胡乱翻看,总编一脸的笑意进来:“嗨,怎么今天来得这么早?”

“别烦我!我若迟到,你会不扣我奖金?”我没好气地答道,总编拍拍我的肩膀,将一分份公函展在我的面前,说:“老弟,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瞧瞧这是什么?”

“什么?他们撤诉了?”我吃惊地睁大眼,丢开报纸,抓起《民事撤诉书》急切地问:“这事怎么回去事?不开庭了?”

总编一直冷笑:“他拿什么诉讼?跟我们斗,他这个农民企业家还嫩点!”

我如释重负地抒了口气,狠狠地一拍桌子,大声地喊道:“酷儿!酷儿,我们赢了!”

“酷儿不在,她去发行部了。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撤诉吗?”总编卖着关子说:“得亏了你们山西采访,我让办公室搞的《内参》起了作用,那家伙侵占了国家多少资产,一旦对他18年的经营实施审计,我看他能牛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急死我呀?”我忍不住抗议道。

到底是总编,阐述事儿也能精彩得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生动活现。

原来,每天夏季,用电负荷加大,电力紧张,供不应求,频繁拉闸,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不便,人民生活也受到影响。省市领导四处派人,紧急购买电煤,确保江城基本用电需要。派出去的同志大多空手而归,市场上买不到电煤,其他省市电力也同样紧张。只有山西的一些中小煤矿里还能搞到点发电厂急需的煤,没有关系,也是极不容易弄到手。主管电力的赵副市长从《内参》上知道李连光是煤老板,提出请李连举出山,搞2000吨煤回来,今年夏季的电力缺口就基本无忧,也算他为江城人民立了一次大功。指示市民营企业家协会的韩会长出面,请李连举无论如何帮帮忙。

韩会长曾长期担任市经委副主任,对企业情况非常熟悉,李氏集团这场莫明其妙的官司,成了舆论焦点,李连举一时头脑发热,状告记者,企图用诉讼拖垮记者,达到保全名誉的目的,可案子公开后对他很不利,一是记者采访是职务行为,采访内容也属实,二是服装厂的女工们早就不满,纷纷公开要求作证。就连受理案件的法院,也是倍受非议。李连举早已骑虎难下,焦头烂额,臭名昭著,拖到开庭时真相大白,只能是死路一条。韩会长知道在他最困难时来看望他,会起到什么作用,于是以私人身份请他到酒店散心。李连举果然感激涕零,感慨万千,感到无比的温暖,把韩会长敬若神明。

大家称兄道弟,烟酒不分家,举杯畅饮,李连举郁闷了好久,难得一位官员上门,举杯共饮。酒过三巡之后,韩会长取出《内参》,不动声色地放在李连举的面前。

“是什么文件?不会是市政府不许我打官司吧!”李连举文化程度不高,最不喜欢的是读书看文件,瞥一眼都不肯,打着哈哈。“来,韩会长,感情深,一口吞!我先干为敬。韩会长啊,在江城我可没有亲人,尤其是官场,更是爹不疼,娘不爱……”

“别这么说。老弟,我这不是来看了吗?”韩会长用手指点点《内参》,笑眯眯地说:“你还是看看再喝吧。”

李连举满不在乎地放下酒杯,抓起《内参》,发现倒了,不好意思地笑笑,颠倒回来,顿时脸色刷变,吸了口冷气,拍桌骂道:“好卑鄙!打官司就打官司,搞这种特务活动干啥子?这是谁写的”

“你错了,这份《内参》是在官司之前发的。作者就是你告的那位记者,你那点糗事人家知道得一清二楚,随时都可以抛出去。”韩会长点燃一根烟,意味深长地笑笑,说:“你是聪明人,首先,强龙不斗地头蛇,这个游戏规则你首先违反了;其次,你在山西的发家致富之路,干了哪些事,你知他也知。你还咄咄逼人,逞凶好强,会有什么结果,想过了吗?”

李连举望着韩会长:“您的意思是……”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不介入到你们的官司里。只是作为朋友提醒你,好自为之吧。这个《内参》你本来没有资格看,朋友一场,犯点纪律,可别说是从我这儿看到的啊。”韩会长漫不经心,不慌不忙地说。李连举赶忙翻着看,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声音都有些颤抖:“这,这,这要是抖落出去,我,我还能混吗?”

韩会长冷笑道:“你呀,把农民的聪明用到歪道上了,以为有个法院院长的老乡,官司就一定能赢?太天真了吧?即使法官真敢枉法徇私,还有二审、终审嘛,别忘了,法院也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你诉讼的对象表面上两位记者,实际上挑战的是市委机关报,市委能饶得过你吗?”

李连举的汗水一下子就下来了,再也无心端杯,满桌的山珍佳肴食之无味,急切地问:“那我该怎么办?”

“解铃还须系铃人。还用我教吗?”韩会长坦率地说:“市委、市政府也不希望李氏集团走得太远,跟媒体关系太紧,这对你们的发展不利嘛,你近几年来辛辛苦苦做好事,全化为了乌有,诉讼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绝对的胜利者。你的把柄捏在人家记者手里,一旦公布出去,对你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李连举如茅塞顿开,如梦方醒,直拍后脑:“看我真浑!明天我就找那两个记者勾通,了结这个破案子。”

“你的服装厂管理也确太混乱,人家记者写的本来就是事实真相,你有钱往孤儿院里砸,就没有想到改善一下工人的劳动环境,减轻劳动强度?我还听说,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给员工办理社保、医保,这本身就是违法。还有那些趁搜身调戏妇女的流氓保安,那个强奸女工的厂长,尽快扭送公安机关,这些人是你的累赘,你怎么还当宝贝?老弟,给你自己留点清誉。这里毕竟不是你那个山沟煤矿,天不管地不管,只要把几个当官的嘴塞满了,由得你胡来,一手遮天。这是现代化的大都市,舆论监督的力量还是很大的,一篇文章就能让好些大官下课,就连我都小心谨慎,生怕惹了记者,你倒好,捅破了天!”

李连举像小学生似地点头,眨眨绿豆小眼,一指坐对面的马副总说:“老马,明天你去摆平,叫他那颗老鼠屎别坏了我李氏集团这锅好粥!”

马副总有些为难:“这,这个……李总,打断骨头连着筋,您侄子这事……”

“是我老子也救不了他!你今天就把材料报公安局。”李连举咬牙切齿地说,大有挥泪斩马谡之意。

韩会长见时机成熟,哈哈笑道:“老弟,打起精神来,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用不着如丧考妣样子。我相信李氏集团在你的率领下,肯定能做大做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再创辉煌。”

李连举及李氏集团的高层们都在苦笑。其中一个摇着头说:“把媒体全得罪了,还有什么前途?还是夹紧尾巴做人要紧……”

“这也未免太失志了!”韩会长收起《内参》,微微一笑,说:“吸取教训吧,记者是无冕之王,靠的就是笔杆子吃饭,死的能说成活的,少惹为好。眼下就有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干好了,就在市领导那里挂上了号。干吗?”

李连举叹口气:“又是捐赠吧,那个项目?给老干局盖活动大楼,是吧?”

韩会长摇摇头,这才谈到了正题上,说:“最近是不是总在停电?你们那几个厂经常让电,影响了正常生产?告诉你,赵副市长为电伤透了脑筋,如果你能为赵副市长分忧,解决电力紧张的问题,我保证市里对你以往的一切既往不咎,确保你们发展的宽松环境,落实民营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我,我能做什么?”李连举都搞糊涂了:“会长,我没有开发电厂呀。”

“你是真糊涂,还是跟我装傻?”韩会长正色道:“你是搞什么发家的?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煤!”

“明白了。”李连举猛然举杯,灌了自己一大口,说:“好,了结官司,我立马回山西!”

“总编,李氏集团的代表来了。”有人在叫,打断了总编的故事,只得站起身,两手一摊:“不吹牛了,见]见他们去。”

“我不去,见到他们就烦,你不怕我发脾气?”说实话,这案子让我做一场恶梦,真有些后怕,不想再见李氏集团的人。总编不分由说,拉着我来到会客室,李氏集团来的代表是马副总,恭恭敬敬,满脸堆笑,对谁都点头哈腰,我跟在总编的后面,总编也没有介绍我。谈判开始时,我坐在一角旁听。“谈判”异常顺利,李氏集团几乎全盘接受报社的意见,形成了谅解协议:李氏集团承认内部管理混乱,违反《劳动法》现象严重,侵害员工权益,承诺全面整改,肯定了报纸的批评完全正确,欢迎社会各界对李氏集团的监督。双方一致认为将此发表在报纸上。

“谈判”结束,两家握手言和,总编让人送来红酒和水果,以示庆贺。总编爽快地说:“马副总,回去告诉你们李董,不打不相识,如有诚意,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那是,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李董准备回趟山西,给诸位带点山西的土特产来。”

“他早就该回去了,父老乡亲保留着他的故居,盼眼欲穿,请把这些照片交给他。”我上前将一个信封交给马副总,然后退出了会场,外面阳光灿烂,空气特别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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