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黄梅戏，这个从安徽省西南部———安庆地区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戏曲艺术之花，虽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却在多年央视收视率调查中高居榜首；不仅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亲切地称之为“独具魅力的中国乡村音乐”；2006年5月23日，被国务院列入中国首批518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今天，黄梅戏已成为安庆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那么在此之前，它又经历了哪些风雨与彩虹呢？

多灾多难的民间小戏

黄梅戏的发展史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发展、繁荣阶段。其中，从萌芽到发展的阶段，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
一方面，清政府对汉人在政治上歧视，在经济上盘剥，致使大量失地农民沦为手工业者和无产者，为黄梅戏提供了传唱的基本人群。另一方面，作为太平天国主战场的安庆，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遭到了清政府的报复性打击，人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在水深火热中，人们需要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和慰藉，而黄梅戏这一地方艺术形式适时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因而在民间以野火燎原之势蔓延。以黄梅戏流传下来的“三十六本大戏、七十二本小戏”为例，其中大部分戏都是悲戏，可见那一时期现实的悲剧可供舞台搬演的素材何其多。因此，黄梅戏成为苦难年代发自人们心灵的哀歌，是苦难人对自己的精神慰藉，也是苦难人对苦难人的精神安慰。即便在小戏中有“王小六系列”、“杨三笑系列”等少量喜剧，那也是人们在痛苦中自嘲，是苦中寻乐。
据了解，黄梅戏在旧社会一直被统治者诬为“花腔淫戏”，剧目常常遭到封杀，艺人流落民间，一边乞讨，一边唱戏。到解放前夕，黄梅戏已“奄奄一息”，在整个黄梅戏流行区，只有寥寥几个戏班子在勉强支撑。

春风吹得黄梅开

真正迎来黄梅戏的辉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戏改”之后。
1951年，中央颁布了“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曲“三改”政策，安庆市地方政府认真贯彻这一方针，使黄梅戏得到了新生。一大批黄梅戏艺人纷纷从各地回到安庆，严凤英就是其中之一。1952年11月，以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为代表的安庆黄梅戏演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第一届文艺汇演，他们带去的黄梅戏传统小戏《打猪草》、《蓝桥汲水》、现代戏《柳树井》、折子戏《路遇》轰动了上海。著名音乐家、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在《文汇报》上曾撰文赞美道：“在他们的演出中，我仿佛闻到农村中泥土的气味，闻到了山花的芬芳。”不久之后，黄梅戏也正式被定名为“黄梅戏”。
上海的一炮而红，在全国霎时掀起了黄梅戏旋风。当时的安徽省主要领导为了把黄梅戏打造成全国有影响的大剧种，决定组建安徽省黄梅戏剧团。1953年，严凤英、王少舫等一批优秀黄梅戏人才被抽调到省城合肥，于是在以后的黄梅戏发展中形成了合肥和安庆两个中心。
黄梅戏何以能在解放后的很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究其原因，一是新型知识分子的介入。“戏改”后，不少部队文艺工作者和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不仅带来了解放区的新的艺术形式，还整理改编了大量黄梅戏传统戏，剔除了糟粕，提升了文学性，由过去“有戏无本”变为“按本演出”。二是建立了“导演制”。以往剧团（戏班子）台下是老板说了算，观众想看什么就演什么，台上是演员说了算，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因此，一台戏“水词连篇”，各打各的锣，各唱各的调。实行“导演制”后，导演严格按照话剧的舞台规律排戏，要有完整的剧本，要有作曲，要有舞台美术，要有乐队指挥和主音，并且在服装、化妆上都有严格要求，使黄梅戏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舞台，也为黄梅戏很快走向全国奠定了基础。
据悉，真正使黄梅戏走向全国、远播海外的是《天仙配》。唱红这台戏的虽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但唱响这台戏的却是安庆。《天仙配》原名《百日缘》，改自青阳腔剧目，属于黄梅戏的“三十六本大戏”之一。1952年，为参加华东第一届文艺调演，班友书整理了其中的《路遇》一折，剧中董永、七仙女、土地分别由王少舫、潘璟琍、丁紫臣扮演。1953年5月，陆洪非根据胡玉庭口述本、安庆坤记书局刻本改编全剧。1953年9月，由省黄梅戏剧团在安庆首演。1954年，这部由严凤英主演的舞台剧《天仙配》参加了上海第二届华东文艺汇演，取得了很大成功。1955年，这部经典之作又被搬上银幕，一时间，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到处传扬着“七仙女”的故事，传唱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优美唱腔。据有关材料统计，截至1959年底，《天仙配》电影正式向9个国家及港、澳、台输出，观众达2863719人次；国内放映有154108场，观众达143049434人次。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严凤英再度推出了不朽之作《女驸马》，进一步扩大了黄梅戏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其实《女驸马》和安庆更是密不可分。《女驸马》非黄梅戏传统剧目，是最早流传于潜山和岳西县的高腔剧目，原名《双救主》。1958年，著名黄梅戏剧作家王兆乾从潜山弹腔艺人左四和手中得到原剧本，进行了很大加工和改编，重新定名为《女驸马》，由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首次搬上舞台，著名演员麻彩楼主演，参加了安徽省第二届戏曲观摩大会，受到了省领导重视。后经陆洪非进行再度改编，1959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搬上舞台。严凤英的主演，使《女驸马》再度产生轰动效应，接连在安徽、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演出数百场。同年底，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在全国又刮起了一股“黄梅风”。
毛泽东曾看过严凤英的表演，并给予高度称赞。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也都看过安庆的黄梅戏。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对安庆黄梅戏更是情有独钟，在黄山休假期间和剧团相处无间。
从躲在深山人未识的“乡下丫头”到堂堂的全国大剧种，黄梅戏只用了短短十年时间。

改革开放创辉煌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是黄梅戏一度辉煌后的低潮。
文革时期，黄梅戏受到冲击，曾一度改名为“红梅戏”。1968年，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含冤去世，年仅三十八岁，是黄梅戏的巨大损失。安庆黄梅戏也难逃劫难，1958年创办的黄梅戏学校停办，黄梅戏剧团解散，大量艺人下放。不过，在八个样板戏主宰天下的情况下，黄梅戏仍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和极端的包容性，在现代戏创作上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春暖花开》、《小店春早》、《红霞万朵》等，有的拍成了电影，有的还演进了中南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除阴霾，艳阳再现，黄梅戏又得以正名，黄梅戏学校恢复招生，《黄梅戏艺术》得以创办，黄梅戏剧团重组并扩大，黄梅戏迎来了再度辉煌。《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小辞店》等传剧目的再现和《失刑斩》、《慈母泪》等新编黄梅戏的搬上舞台，以及田玉莲、麻彩楼、丁同、刘广慧、斯淑娴等一大批为观众熟悉的黄梅戏演员的复出，使得黄戏之乡安庆最高峰时有五个剧场同时演黄梅戏，一个剧场一天演三场也不能满足观众需求。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400多个地方戏都充满生机，但繁荣背后，多元化文化正步步紧逼。可黄梅戏却表现出很好的前瞻性，果断与电影、电视结盟，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1982年，安徽电视台和我市合作拍摄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双莲记》，拉开了新时期黄梅戏和影视结缘的大幕。此后，安庆黄梅戏接二连三地推出相关电影作品，如《杜鹃女》、《朱门玉碎》、《香魂曲》、《桂小姐选郎》、《虎情》等，为传播黄梅戏起到了很好作用。但这一时期，安庆黄梅戏的主要影响还在电视剧。1984年，由安徽电视台拍摄的黄梅戏电视剧《郑小姣》让十六岁名不见经传的韩再芬成为黄梅戏界的一颗耀眼新星，之后，《七仙女与董永》、《女驸马》等数十部黄梅戏电视剧的推出和连续摘取《大众电视》“金鹰奖”更在全国创造了收视神话。
与此同时，黄梅戏影视作品的风生水起，有力推动了黄梅戏舞台剧的创作。1989年，韩再芬携《血狐帕》和《杨玉环》两台新编剧目进京演出，产生了一定影响。1992年、1995年，安庆市又连续举办了两届黄梅戏艺术节，不仅推出了一批新创剧目，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确立了“黄梅戏之乡”的地位，使黄梅戏成为安庆的文化品牌和金色名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安庆市委、市政府在抓黄梅戏发展上更是不遗余力。1999年，我市推出了黄梅戏《徽州女人》，这台戏不仅把全国各类大奖收入囊中，还连创新创剧目全国商演场次的奇迹，参加了中国艺术节和中国戏剧节两大国内顶尖艺术赛事。韩再芬也凭借这部扛鼎之作荣获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继而成为当代黄梅戏的领军人物之一。2000年、2002年，安庆还分别推出黄梅戏故事片《山乡情悠悠》（该片获中国电影最高奖———华表奖）、黄梅戏《孔雀东南飞》（女主角扮演者赵媛媛凭这部作品荣获“梅花奖”）等力作。2003年推出的《为奴隶的母亲》、《知府黄干》，2006年推出的《六尺巷》、《槐树谣》、《碧血青锋》，以及2007年以后推出的《美人蕉》、《徐锡麟》、《红楼探春》等，均取得了不俗成绩。
安庆黄梅戏在演出市场的开拓上也取得了可喜成绩。近十年，整个中国戏曲急剧滑坡，演出市场急剧萎缩，而安庆绝大多数市县黄梅戏剧团每年演出都在100多场，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用十四年时间闯开温州市场，至今每年演出达300多场。市县剧团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省，被人们称为独特的“黄梅现象”。民间职业黄梅戏剧团发展得更是如火如荼，成为当前黄梅戏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在海南三亚、深圳“锦绣中华”、昆明“世博园”，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