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中《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文章中有“‘贫僱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僱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僱农打江山坐江山（1268页）。”“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1280页）” 等要句，点出了1947年“震惊中外的东台事件”之要害。
《中共东台地方史》有关“东台事件”的摘述。1947年秋天，东台县委部署深入开展“三查”，即查封建土地关系是否彻底摧毁，查土地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查多数农民是否发动起来、在政治上形成巩固的全面优势。会后，全县进行了三次土改复查工作。第三次复查在三仓、富安、唐洋等7个区、56个乡、399个村中展开。县委遵照中央的方针，纠正了东台土地改革中“左”的倾向。然而，1947年11月15日县委在三仓文庙部署整党审干工作，由于受《晉绥告农民书》和“山东经验”的影响，党内“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使整党审干运动一度偏离了正确方向，反特工作严重扩大化、导致了“东台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县委组织部长王文华的主观臆断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东台亊件”，把“三查三反”中反封建与反特两类性质不同的工作混淆起来，实际上以反特为中心，如凡反封建，必勒令交待反特问题。而且所谓“特情”多是捕风捉影、无根无据，是强加在干部群众身上的罪名。伤害了好人，漏抓了坏人。说什么“吊吊打打问问，再吊吊打打问问特务就出来了。”王文华甚至提出：“现在杀一批，过一个时候再杀一批，三批一杀就差不多杀光了。”“东台事件”先后逮捕4305人…，吊打致残16人，打死46人。” 1994年7月出版的《东台市志》载，“由于特务利用土改复查中的偏差，以及三查扩大化的错误，造谣引诱，东台曹锜、三仓、富东等区和台北的川港区、滨海的灶区发生2000余人向国民党据点逃跑”的 “搔乱”。11月下旬，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南下李堡时路过东台一仓镇，在公安分局发现所有房子全部关满了“特务”。他从看到的情况和县委的汇报中敏锐地发现了问题，要求县委立即停止逮捕和吊打，关押的所有干部群众全部释放，成立专门班子到东台很快弄清了“东台事件”的真相。宣布给予王文华撤职和留党察看处分。
家父崔业襄是被屈打致死的46人之一。家父1940年3月入党后一直追随粟裕做民运工作一生。先后任农抗会长、唐洋区私塾改革委员会主任，多次受组织委派，推着独轮车到南通、如皋等敌战区，按预定的接头信号，传递情报，接人来解放区工作。可三查整党反特运动中，在农民佬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下，芦河村流浪乞丐“杨花子（无正式姓名）”成了农民大老爷，经常抓人开公审大会吊打逼供信。家父在当地威望较高，他们不敢在大白天公开吊打没，就在晚上严刑逼供，同时查三代、查祖宗、查内奸。崔業襄是崔昌武第二个儿子崔宗达的第四代孙，崔宗达是武举人，随清朝皇帝远征有功，授予“标遍千秋”誉扁，挂在我家堂屋里，崔宗达还有一把武举人的刀，我们也拿着玩过。都被杨花子拿去作为罪证。父亲垂危前利用送饭的机会叮嘱母亲“坚信共产党是绝对为人民谋幸福的好党，你要带领好孩子们努力学习、跟着党走！”
“党和人一样难免不犯错误。”与因“东台事件”逃到国民党据点的人截然不同，我母亲吴宗英虽然身受严重迫害，却对党始终抱有信念。父亲死后，盖棺的当晚母亲才获准押回家领着我最大才14岁的四个孩子绕棺一周，无泪无言，要我把家管好，把牛和猪喂好即随民兵而去。后因被吊打胎儿死在腹中后才获准回家养病。父亲生前追随粟裕做民运工作她积极支持，党组织委派父亲去敌战区办事她严守秘密；唐洋区的党员深夜在我家开会支部会，母亲吴宗英为与会人员做饭、烧水和安全警卫工作。
应用“东台事件”重振大哥的写作热情。1955年大哥崔左夫因小说“钱塘风雨”受到不正确的批判，定为中右分子，想搁笔不写了。母亲问大哥“人该怎么对待冤屈？”大哥一时语塞，母亲顾自地往说下说：“新四军东进后，我们那里最早参加共产党的有几个？那时当共产党随时都可能杀头的呀！粟裕将军的司令部驻在六房墩子的崔顺清家，常常派人到海安、如皋、南通侦察敌情、执行任务，地方上有几个敢去？为什么你老子敢去？李英、尤大白、陈可不都是他接来的吗？复查肃反了，你老子突然成了叛徒，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你也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去了，冤不冤？事发后有人想乘火打劫端走我们饭碗，要种我家地、占我家的牛，你说我该怎么办? ”话说到这份儿上，大哥重拾行装，深入到苏州、常熟、太仓、阳澄湖一带两个多月，写出了《血染着的姓名》，即被改编成《芦荡火种》《沙家浜》在全国上演。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母亲告诫我，“深耕创高产、吃食堂不要钱是胡闹。深耕，把死泥都挖上来能长荘稼？吃食堂不要钱，地里的小秋收无人管，将来喝西北风？”
一本祖传线装书的经历。母亲离家去杭州时，把外祖父传给她的《陋轩诗集》郑重地交给大哥：我们吴家祖居东陶，就是现在的东台安丰镇，有个老祖宗叫吴嘉记，写过很多诗。你外公只让你两个舅舅念书，因为我是女的，只让会认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完了，但他教会我背熟了一首老宗祖宗的诗，“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我小时候也曾到东坝帮人家烧过盐，所以这首诗一听就忘记不了！你外公临死前把这本书传给我，可我已经没有缘分念懂这本书；这是本好书，就把它交给你，算是外祖父给长外孙的心意。及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扫四旧”时，这本线装书，又是古体诗，不“自扫”，“复查”时也过不了关；大哥拿在手上反复掂量，母亲见状问到，这本书也得烧？大哥怕伤她的心，凄然无所答。母亲通达社情、体谅子心：“我不难为你，烧就烧吧！这本书你都念完了，念熟了几首？”大哥回答读过一遍，但背熟的只比你多四首。还有当时的一位名人称赞吴嘉记为人的一首我也记得，念给你听听：“海上吟诗到白头，菱花满地一沙鸥，一生不出东陶路，自有才名十五州。”母亲听后说，“我听不懂。不为难你，要烧就烧了吧！将来你们的子女长大了，把我记得的和你念熟了的那几首告诉他们就是了……”她一遍遍抚摸书，自言自语地说：“走遍天下少不了棉，吃遍天下少不了盐，理通遍天少不了书。这不缺棉不缺盐不缺书的太平世界，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来呢！”
律己为人，反对派性。母亲一生只讲究自己如何做人做事，从不议论他人的不是不妥之处，不传递和留下仇恨。她外在柔和可亲，内在刚毅自强、遇事看得透、想得开的人品、人格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好财富；这都源自她特有的辛劳和生活知识的丰富及注重思考，是母亲改变厄运走出困境的秘绝。早年我姑母家也贫苦，春荒时节，姑母带子女来我家一住几个月；我家的日子也不宽裕，母亲严格约束我们要善待亲戚，不准说闲话，不准提及要他们也该去伯父母家住一段，等等。“文化大革命”初期，母亲随大哥到了浙江金华，儿子媳妇各参加一派，在家里都争执不休，她批评俩人都不对，但两人都听不进去，骂也没有用；怒气之下：“你们争去吧，不给你们做饭管家了”，带着孙女到苏北老家待到冬天，乡下也有几派；母亲叹气说，当年崔放民做区长时，鬼子下乡扫荡，民兵崔广模为掩护区小队转移，被鬼子用刺刀划破了肚皮，肠子都流了出来，鬼子前脚走开，群众急忙把广模藏起来，急救治疗……。现在这么闹，要是俄国人从北边、蒋介石从南边打过来，这江山怎么得了！
择日而归。1971年夏天母亲查出肝癌已至晚期，一时没有直接告?她。她问，这药怎么这样苦，叫把药渣盆端给她看看，她拨着看到药渣中有蜈蚣类毒性大的药物，便心知患了绝症。四弟恒泽暑假在她身边看护，到8月18日中午，她叮嘱四弟不要出去。下午了，她对四弟恒泽说：“我这病治不好，现在是靠药撑着，没意思。我们是革命家庭，你要回去开学，拖下去不好。恒岳那天夜里在火车站跟我见了一面（我援越抗美时军列路经金华），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否安全回来。你大哥在朝鲜损了一只膀子。恒功不实在，弄不好会出事，你千万别跟他计较……”说着说着两眼闭上了，原来输液管早被她拨掉了。她择日而终时年仅64岁。母亲目不识丁，她对我们党历次运中的偏差看得那么清楚，处理得那么恰当；在艰难面前那么坚韧；生命最后，坦然安详地对待死亡。我活到九十一岁了，从未见过！
我们百年大党是在历史上犯过左倾右倾的多种错误、从中锻炼成熟起来的。没有往日一代代人在和左与右的错误斗争中，勇于善于发现和改正错误、付出了泪水与生命，从中日益深刻地认识到要能反映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不是各行其事、为所欲为地大哄大嗡、举手投票就可以获得的。
现在倡导协商式民主集中制是历史经验的结晶，是真正在为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添砖加瓦！饮水思源，父母亲等一大批先人，不顾个人安危、追随粟祫革命一生，又能正确对待“东台事件”，至死不渝地保持着客观的见解、继续做出贡献的两位故人之墓，迁到三仓公墓粟裕身边，其事迹更会引发后人种种遐想，别具一层深意，但未能如愿兑现！
2023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