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工作中处处充满着辩证法，做人做事急躁生气、怨天尤人，就是因为缺少辩证思维，不会、不注重寻求谋事解难的路径与方法。
    我入伍后就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后，《两论》又不知读过看过多少遍，从而比较自觉地注重实践和应用《矛盾论》来处理问题。
    马克思在论述为解决商品交换中的问题而会出现货币时说，“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习总书记讲要坚持“问题导向”，遇到问题要依靠群众寻找解决的办法、路径。例如，《人民邮电》2019年7月29日4版《权威发布》：“上半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721亿元，同比下降0.03％。收入不升反降的问题在那里？本着“问题导向”的思路，我从员工实践和业务产品变化两个侧面，分析了近20年来因为注重“执行”而放弃自主，只抓卡号用户发展而致当前收入变负问题来求解决之道。
    员工实践侧面的解决办法：
    徐云勤：1997年创制的“一表清”财务软件，上面说“县局的任务是执行，产品创新是上面的事”，沉默十多年后才开禁可用。
    汤东方：2003年，当用户发展出现困难时，在新乔支局任客户经理时就提出，“我们现在到企业、机关或所有用户中间，尽想着推销产品的阶段已经过去，关键是要了解学习用户内外的运转关系，及随之而来对信息通信服务的不同需求，努力为他们当好通信顾问。”新乔支局按此思路即一度出现了服务与任务、利人与利己统一的可喜局面。
    蒋安平：2005年在界牌支局任营维经理就特别注重培养网民，不仅随时在电话上宣传指导用户上网与电脑操作，专程上门帮助用户处置电脑操作中的各种问题，每月达50次以上，由于他的努力，当时界牌网民普及率高于城区两个百分点。
    殷继勇：2010年，埤城支局长顶住完不成终端指标发展的压力，为沃得集团搭建企业互联网管理平台，企业、居民受益甚大的同时，支局2011年收入增长率25％，全市第一。
    刘志华：2013年，原为财务人员竟能书面明确地提出，“互联网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电信技术运行的模式：客户与非客户区隔明显、形成收费服务协议的营服关系，要变为客户边界不明显，一般通过免费模式扩大客户群，通过客户分析将一部分用户转为收费用户。”据此，他“以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为目的”，以《智慧农业、工具》项目的“全球眼”、视频监控、“山林防火”、“监控及指挥中心”、“智能大棚”、“智能养殖”等农委一揽子项目，经一年运行，年增收3000万元，增幅达20％以上；电信自身形成项目性收入305万，带动光纤宽带15条，工作手机36部等多方面收益。
    姜明敏：2016为市燃气公司搭建VPDN远程控制的20人10台车辆定位指挥平台，大大提高了运行效率，该公司购买使用电信终端及网络自是水到渠成。
    以上六位员工本着“我们现在到企业、机关或所有用户中间，尽想着推销产品的阶段已经过去，关键是要了解学习用户内外的运转关系，及随之而来对信息通信服务的不同需求，努力为他们当好通信顾问”，这就产生了注重把“话民”变成“网民”，注重应用互联网以提高用户的管理和生产效能的各种平台，即迅速为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收入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
    业内业务产品结构变化的侧面：
    收入上升时的2013年1～2月，业务总量同比增长为5.7％，收入同比增长却达到8.2％；到2018年底，业务总量同比增长（按2015不变单价计算）高达137.9％，收入增长则降为3.0％，说明我们采取流量价格不封顶等价格战的竞争手段有问题。
    再看收入上升时的2013年1～2月，移动收入同比增长9.8％，到收入下降时的2019年前三季度，同比则下降到3.9％，说明笼统地抓手机发展也不行。
    最明显的是看固定增值业务，2013年1～2月统计中尚无明确表述，到2019上半年时则增幅高达28.1％。说明解决企业增收的指向是增值业务类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业务，与六位员工的指向是一致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是问题的核心关键的所在。还要看到，“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所以，电信业要向社会用户供给“提速降费‘互联网+’”之类的新产品、新服务，再不能停留在卡号和相互争抡宽带和手机上。
    怎么办？依据辩证法的规律，只有对立的统一才能构成人和世界的发展。
    １、关键在党，在听中央的。
    毛主席1948年在西柏坡连续写了三行“人民邮电”四个大字，并亲自选定比较满意的一行，要求邮电人、为人民大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服务。
    时下，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速降费‘互联网+’”为业务内容。
    《人民邮电》8月5日报道中央第六巡视组对三大集团党组反馈巡视情况中，“落实网络强国战略站位不够高”的仅中国电信一家，“基层党建和业务工作‘两张皮’问题比较突出”三家都一样。
    《光明日報》2019年9月25白11版报道，我国“网民8.54亿人，其中农村网民为2.25亿人，占比为26.3％：我国非网民规模为5.41亿人，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62.8％。另外，因不懂电脑和网络枝能、不会拼音打字等限制而上不了网的非网民占比分别为44.6％、36.8％；其中，因为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而上不了网的非网民占比为15.3％。…农村地区‘非网民’群体的基本画像，客观地呈现了城乡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而填补城乡数字鸿沟自然是我们县级电信分公司应抓住“提速降费‘互联网+’”去求解，并不是业内刋物和一些人所言，“当前，基础电信市场空间日趋饱和，行业处于转型调整期，预计电信业务收入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人民邮电》12月23日一版）。”这类的看法显然违背中央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須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營、公平竞爭，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丹阳分公司现有纯固话用户9077户，有人说都是老年人不想当“网民”，我87岁了，编音、五笔输入法我都不会，不是老同事马敖成教我用汉王笔输入，我就只能当“话民”。老年人行走困难，需要网购，需要网上“约车”，需要“美的”、“饿了么”网购买饭，需要网上就医，一句话，需要蒋安平式的电信人上门指点，需要老干部局式的办智能手机及上网操作的学习班。面对诸多市场需求却说市场空间日趋饱和了！如此，难怪中央巡视组说中国电信“落实网络强国站位不高……”
    还有价格的自主权问题。12月26日，一位用户到营业柜台前要办理固网退号，理由是月费用要一百多，另一家运营商只要59元。营业园回答我们也有59元的，但加上电视要69元，用户当然还是要退。营服人员上门服务遇到这类问题都无权处理，要上报请示，等请示同意用户已经走了。中央很明确，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执行中央这一指示，一线市场人员在市场上就要拥有定价权、方能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市场，商品交换的地方才叫市场，而不是远离市场的省市和集团公司。“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定义是将市场视为一种价格决定机制”，而不是集团、省市公司才有定价权，所以应该把定价权交给一线市场人员方能让它落地。一味地去执行业内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规定，无疑会影响中央决定的落实、影响企业收入增长。
    2、成败在人，业绩靠人去创造。
    历史是人民群书写的。“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前述六位员工解决收入负增的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他们把“话民”变成“网民”，加入了“互联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列为首选。互联网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去权力化，这是国家战略。互联网是信息技术革命的集大成者，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通用性技术，是工业化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前述六位员工中的刘志华2013年开发的《智慧农业、项目》，生动体现了“互联网+农业”的具体应用，提供了变物质资源投入为创新性高质量发展，证明互联网是“大众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动力，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做法。还要看到，互联网对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更在于工业文明把人们带进了个人理性的误区，一味地去追求企业、个人利益最大化，向钱看。在信息网络创造的透明、平等、合作刚性氛围下，人们进入了一个以平等、合作、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公共理性市场经济社会，唯利是图者自然会越来越沒有市场。我们要追求美好生活，就必须在上述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运行。所以拓展“互联网+”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对消除向钱看的弊端，走向和谐社会的跳板，它要求我们必须摁下权力的死亡键，走“互联网+”的光明大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全世界历来各种经济学发展理论都是围绕着总量如何均衡做文章，我党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坚持从供给侧发力，用改革的办法调结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已经取得了全世界前所没有的成效，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不能再抱着业内一些早已过时的－－互相争抡卡号的所谓“执行力”。
    3、按芳分配。
    谁来发展、由谁分享是经济发展要明确的问题。员工是发展的主体，也应该是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但兑现却很不容易。邓小平说“怎样分配…解决这个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我们经历过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效率低；改革中应用了种种偏重等级权力的分配方式，矛盾更多。现状是，同质劳动岗位分成业内的、外包的、社会的，有的忙得很，有的没事做。职务等级工资差别是上面说了算，工人、工会没有发言权。同时，工资和经营收入没有相对固定的比例，有的员工说收入几个亿，我为什么只拿只点钱，他们却拿几十万？种种情况说明，按劳分配远未落实。并非无法落实，丹阳邮电局于1978年起，实施国营与委办支局都自主经营，各人的原工种性质不变，统一都按邮电部对委办人员的酬金标准计发员工劳动所得。该举措使全局整体收入在省内的排名不断前移。《人民邮电》2017年9月25日，介绍山东电信“个人薪酬只与承包收入目标挂钩”，使“中国电信山东电信全公司上半年收入增幅达12.8%。”《人民邮电》2017年11月2日介绍了内蒙古武川县，“划小承包的核心是‘按劳取酬，员工收入与公司效益相挂钩’迎来了井喷式的发展，实现了收入三年翻番，员工的绩效工资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华为公司实施“劳动优先”“耕者有其田”分配办法，可分配部分的98.2％都分配给生产人员，使其17万员工人均年收入接近60万，比社会职工3.9万高15倍，因而使华为的5G技术世界第一。上述都多事实证明，企业要有一个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者的业绩挂钩的工资决定机制，要有一个企业总收入增长（踢除价格因素）与员工工资总量相应增长的机制，才利于员工内生积极性的发挥。看来，分配这个“大得很”的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关键看决策者的态度与决心。
    办法就是按创收业绩分配。按你把多少“话民”变成了“网民”分配，按你创建了多少“互联网+教育+医疗+生活”的各类平台量分配，按你创建了多少智慧家庭、多少《智慧农业、工具》、多少“工业互联网+”分配，而不是、不干事，或者该退休了不退，将来再办退休时工龄长了还可以多分配的反按劳分配的办法。原则是创收多少就分多少，与工年、资格、生份、职务没有关系，坚决改变往日六位员工作出了贡献却分文不给、无声无息的不恰当做法。
    以上种种，急需公司党委带头，各个支部和全体党员率先，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专题教育抓深抓实。再不能满足于抓业内上级的指标、抓卡号和三大公司之间互相争抢老用户的旧路！
    经济学家林毅夫说，正常情况下到2030年，我国GDP的年增长率可达8％，在国际环境不利的条件下凭国内的自我循环，亦可达6％，国家赋予电信业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怎么会低于国家GDP的增长率、怎么会负增长呢？关键是人、关键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是强化党的领导！人生的意义和职责就是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之更加美好，这自然是我们终身实践思考的首选课题。

    2019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