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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员工状态决定企业状态。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建国后的邮电业一直奉行“全程全网及全局,唯上唯大”的管理机制,管了几十年,结果如周恩来总理所言:“传统的落后”。丹阳邮电局员工马敖成不甘心在机房值守中度过一生,于1972起,即自学晶体管知识,革新生产出晶体管电话会议汇集机,使用效果很好;在局长蒋泉生的支持下于1974年顶住省、市邮电管理局不准办市场实体的指示,向城镇公社借人借钱,自行开办体制外的市场经济实体《504修机室》,年营利水平超过丹阳全局业务经营的收入,又都用到企业发展。随之,对基层局所亦实行市场化酬金制自主经营,这就无意中开启了国有通信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先河。中国农业,1978年安徽18户农民,冒险签字划押搞包产到户,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说明给基层员工自主经营自由是对的。可是,世纪之交实施电信、移动、联通三大集团竞争性发展之后,集团公司又一再强化“执行”,基层员工变成了纯粹的“执行者”,员工的活力没有了,发展就变慢了!47年来丹阳通信业员工的状态是前期很活跃、有作为,出现了支局长朱锁林本着“对用户有利,对企业、社会有利,我怕舍?”,自主举债上百万发展农村电话,年收入增幅的高峯达到102%。故而发展速度节节升高,仅“六五”五年间,丹阳邮电局在省内的收入排名从13位上升到第9位;农村电话从25升到19位,邮政包件从12升到第一位。更有丹阳移动公司实施“不看计划看市场”,当客户将信将疑“你们说话算数话吗!”员工毛丽华斩钉截铁地回答,“移动公司的员工,每一个人说话都算数”,因而企业生机勃勃,全公司的收入排名,一年零七个月即从第10升到第7位。在这种氛围下,丹阳境内各通信企业总体的年收入递增率,1974至2003年都在17%以上。其后,由于强化“执行力”管理,员工变得呆板不作为,2004年起,发展业绩下降,个别年分出现负7.1%的负增长;人际关系紧张到员工开汽车封闭公司大门。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纵观1974年以来改革发展的过程,丹阳通信人应用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从细微处洞察事物的变化,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危中就有了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放手让员工自主经营就兴旺,束缚员工手脚就后退。
    重视一线员工的市场主作用。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登在《光明日报》6月8日2版上)。讲话的中心是要着力培育和激发基层市场主体的活力,是把党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市场作用”的决定作为立足点,排除行政权力对市场自组织功能的干预,确保按价值规律办事,兑现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格。讲话最后“强调‘放管服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攻坚克难,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要强化改革担当,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勇于破除局部利益、部门利益,敢于‘啃硬骨头’。要加强改革统筹谋划。‘放管服’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放’、‘管’、‘服’”三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要放掉该放的,管好该管的,切实履行好政府服务职能,提升改革综合效能。”“国有企业先是下放经营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实施‘利改税’,再迈向现代企业制度,在改革中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联系丹阳境内各通信企业1974至2003年期间的成就,反思其后的落差,越发认识到培育和激发基层市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与优势所在。
    二、、《蓝色的中国电信》是导致发展增幅下滑,企业矛盾倍增的原因。
    《江苏邮电报》2004年初用整版发表了《蓝色的中国电信》。第一部分专门叙述了“中国电信与其它部门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电信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并且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基本保持同步。”却只字不提员工的努力是电信能以“日新月异”的创造者;更不谈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大会上,‘加快通信发展’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写进了报告”,此乃构成“电信行业与其它部门的不同之处”的前提条件。
    “刀刃向内”还是“向外”?李克强总理《讲话》中“强调‘放管服’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蓝色的中国电信》是刀刃向外,说“中国电信没有不生气的理由”:“改革、分拆,它起初是形成了一个单立的邮政行业和中囯电信”,“此后,中国电信即使屡遭分拆,现在全国也仍然有大大小小1000多家分公司几十万员工。…电信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并且是处于成长期的行业,员工的收入较社会平均水平要高一些,这是事实。”只是“后来,经过高人点拨,无数消费者的‘革命意识’被喚醒,随着电信消费者的与日俱增,社会上对电信的不滿就越来越强烈,终于有一天,这种不滿集中地爆发出来,中国电信在中国几乎就成了垄断的代名词。”“但是从电信的物理性质上来说,它是一个网,必须足够大足够全,再怎么打破垄断,固话中总必须至少有一两个企业的网络合计起来能够覆盖全国。”但该文却不提这个网原本就是由用户投资建起来的,并不是中国电信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能耐。从物理性质上说,自然特性与社会性质上的经营特性是两回事:自然性的网络并不意味着经营一定要垄断,时下的互联网就不仅不垄断而是面向社会大众的平台。经营的问题是要“下放经营自主权”、是要开启员工的思维与想象力才能不断添彩。思维是人类无穷智慧的源泉,生命的动力。人类未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算、机器人,科技创新等等始现冰山一角。人类在从事体力创造型社会迈向思维创造时代,人类的真正创造来源于思维;人类的思维系统和系统思维决定着人类的发展的高度和速度,与网络的有无、大小没有必然关联,与公正、平等息息相关。《蓝色的中国电信》硬把网络和经营两个不同质的问题混在一起,岂能自园其说!
    再看《蓝色的中国电信》正确做法吧!《蓝色的中国电信》是在“基层电信企业实行全员营销,管理、技术人员都要卖产品,几乎是电信经营什么就要营销什么,本职工作做得再好但是营销业绩不佳,也只能拿生活费而已。许多电信员工的电话卡烂在手中,也有许多员工以超低价销售却以较高的价格向公司缴纳售货款,有些员工不得不为他们营销的结果--那些用户的恶意欠费--而向公司成百上千地缴纳欠费--谁营销谁负责。”这种压指标“全员营销”、与向基层授予经营自主权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管理层和技术人员职责是为一线经营人员创造良好营销环境与技术保障,总结推广一线的成功经验。《蓝色的中国电信》否认职责分工,“都要卖产品…经营什么就要销售什么”;如此,何必要有管理、技术人员与营销人员的分工?
    人类的思维系统和系统思维的程度,决定着人类发展的高度和速度。在自主经营的条件下员工会进行各方面的思维分析,在执行性的条件下员工思考的仅仅是如何完成指标,两者的思维范围、系统化程度明显不同,因而企业发展出现差异也是必然的。信息时代原本是创意的乐园、创业的乐土、创新的加速器,但《蓝色的中国电信》却只讲“执行”自己的一套, 2008年贯彻《劳动合同法》时,为了使国家既定的企业工资总额,参与分配的人越少就可以多分一点,便运用手中权力,把大批应该改为无固定期的用工人员,不顾《劳动合同法》的明文规定,用“劳务外包”推出门了事;还借机想把1995年已划归国有人员管理的原集体人员也一起推出去,导致2008年初、丹阳电信公司发生了员工开车封大门、碴办公电脑的用工事件。《蓝色的中国电信》,无视信息化互联网平台是平等的创意乐园、创业乐土、创新已成为时代的特征。至今,还没有看到中国电信在下放经营自主权方面有什么举措、提法。倒是《人民邮电》2021年6月29日6、7版合一,在“…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国企混改”的大标题下,“联通数科成立后,在内部进一步对生产组织进行优化,把生产责任进一步划小到最小的经营单元。…划小的同时进行授权授责,独立经营单元的任务目标和配套的资源同步匹配到位,…在薪酬待遇方面,围绕价值创造来制定评价体系,实现价值贡献高的人拿到更高的薪酬。”这与上个世纪70年中期,丹阳邮局酬金制市场化自主经营异曲同工。由于下放了经营自主权,“中国联通发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整体服务收入同比增长8.2%,净利润同比增长21.4%。”显然比电信的业绩好得多,它再次证明“下放经营自主权”是对的、有效的。
    来路忆清,前路可期。稳住和发展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与保护市场主体,47年来我们从事邮电业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路径如李克强总理《讲活》所言,“国有企业先是下放经营自主权…在改革中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具体操作是让一线员工实行酬金制自主经营。酬金制与工时工资相比,前者是员工在市场上自主作为,后者是被动地受权力把控。市场性质下的酬金制,员工会一心去拓展市场以获取更多的酬金,其内生积极性为丹阳通信人1974至2003年、连续的高收入增长率业绩为之作了证明。近日,推行国企混改的联通数科,实施结果也是好的。无需迟疑,我们应该尽快把落实“下放经营自主权”这件大事做好。
    三、这一课非补不可。李克强总理已连续九年九次召开一定要发挥底层市场主体的作用的全国性会议,要我们“勇于破除局部利益、部门利益,敢于‘啃硬骨头’。”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社会主义市场化经营是时代的问题和呼声,要革除一些高层领导和不少管理者总是乐于、或者习惯于推行“执行力”。对此,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刀刃向内”“勇于破除局部利益、部门利益” 的角度补好这一课,不补不行。
    丹阳通信人已经对一线员工市场化这块“硬骨头”啃了47年,越啃越知其重要性和难度,但必须啃下。市场化古即有之,我国商朝的商字,就源于商业。周朝的姜太公封于营丘,该地带属盐碱土,民众少,很贫穷;太公的办法是“极技巧,通鱼盐”,即各展其能生产出好产品相互交换便富裕起来了!汉朝的兴旺,就在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所致。中世纪后西方国家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也富裕起来了。但古往今来的这些市场经济都是私有制条件下的产物,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市场经济能不能用、能不能富,这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的新课题、大课程。毛泽东主席1958年在郑州会议上说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在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用、应该用。时隔16年之后的1974年,我们丹阳通信人在中国通信业中首先用了,效果很好;但2004年后又被集团和省市公司的权力所扼杀。可见,几千年所形成的传统的利益、权力格局,几千年所形成的习惯惰性要改变它,很不容易。但不改不行,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实施强有力的领导,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务使“下放经营权自主权”在业内落实、再落实,让国企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把《蓝色的中国电信》等权力体制赶下历史舞台,还员工自主经营以共赴美好的明天!

    2021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