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企业在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过程中，党员和职工群众从党史和近代史的角度来看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无疑义，但一涉及到30多年来的经济建成就和党风现状，种种议论和担心则彼彼皆是。党组织，对群众关心的这类问题必须切实地予以讨论和回答，这个环节很重要。
    （一）
    经济体制改革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
    解放以来，前期我国经济建的效益不够理想，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原因在那里？从实例分析中我们看到到是高度集中的实物指令型经济体制的弊端，不是社会主义制本身固有的毛病。就我们丹阳邮电业而言，效益不高、自我发展改造的能力严重不足，大家都早有感受；但自1984年农话体制下放到86这三年，全局的农话机线资产从83年底的90多万元急增到3，275，782万元，3年比过去34年的综合还多3.6倍；农话收入由83年的287，014元上升到1，290，502元，猛增4.5倍；由于资金和技术含量的提高，同期劳动力从50人增加到59人，仅增长18％即适应了业务量实跡、农话张数由83年901，110张升到86年1，624，855张，增长80.3％。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劳动力增长净快3.4倍。市话体制85才宣布下放，实际上还处在半放半收阶段，但也已初见成敦，预计两三年内也会成倍翻番，加入全国长途拨号的时间已是指日可待。同样的邮电企业，同样的社会主义全民性质，过去长时间的爬行落后，现在短时间内快速腾飞，原因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权力下放，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在旧的集中实物指令型管理体制的束缚下，企业、地方、职工的积极性受到抑制，主人翁精神难以发扬，违背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传统，经济工作当然不理想。一个简的事例是，丹阳局载波室机架顺着摆，值守人员通过玻璃屏幕即可通视各列机架的情况；部、省“专家”看了后非要横着摆，多化几万元折掉重来，让第一列机架挡住了后面几排的机架；可见，旧体制的弊端之顽固，低效益之难免，不改革当然不行！为什么人和怎么对待人的问题是最根本问题。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给《新纪元》杂志创刋号题词时特意申明，除了摘录此句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可见马克思这句名言之重要。由“计划人”“执行人”向“自主人”转变，是企业管理的首要问题。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对各类资源投入都要以货币计量其经济效益的高低，在各种资源中人是驾驭和经营其他资源的、是第一位的；人的行为又都是和利益相联的；所以，在公开、公正、公平地设定人的起点收入基础上，重中之重是构进以市场开拓业绩为主、体现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它是勉励所有职工自加压力开拓市场、构建社会整体经济高速发展的首要条件。
    再看大家都熟悉的农业生产，原先设想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在“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模式下搞了2 0多年，八亿农民终年忙碌，城镇职工季季支农，生产效力仍然十分低下，温饱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改革后全国性的“家庭承包，联产计酬”新体制则面貌一新。随着以商品生产为中心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日益深入，大量农村劳动力得到了解放，到1985年就有64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商、运、建、服各业，与1958年2800万农业劳动力用行政手段转移到工业战线后，又不得不在62年返回农村的被动局面相比，显然后者高明、高效得多了。原先设想“先集体化，后机械化”的设想之所以迟迟不能兑现，难在农业自身积累太慢，资金与技术无力解决，而现在类似我县新乔乡等工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农工商成为一个整体，在乡、村厂内专设农业副厂长或农业车间统一地管理经营。他们对农田基本建设，对排灌、耕地、治虫、制种、育苗等需要大量资金和具有一定规模、技术的作业，采取集投资兴建、统一组织的服务操作；对于适宜分散实施的农活由各户自理，从而使农业的高产稳产趋于成熟，使每亩农田的年投工量降低到20个劳动日左右，使劳动力和大型农机具与整个工农业生产有机地密切配合，效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在农民占八亿人口的大国里探索了一条可行的农业增产之路，这就突现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同时也再一次证实了以往的经济体制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二）
    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同时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度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也能够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于”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的优越性，实践已充分证明我们是成功的。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有赖于改革不断深入，然而在改革过程中，特别是新旧体制转变交替过程中，一些混杂在一起的问题，对于我们的经济生活、党风以致社会风气会带来不少问题，必须有客观的分析、清醒的认识和予以解决。下面，仅以人们反映较多的相互攀比向钱看、物价上涨，作初浅的分析。
    始作俑者之源。相互攀比，干活、办事要“说法”，在基层企业里已较为普遍，而且这类弊端已经从企业内部向社会漫诞，它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从丹阳局来看，发源于经济迅猛发展后、乡镇工业的大量商品包裹，邮电企业按老规矩已无力处置，从南京局转运部门开始，自发地收取超计划、定额外的转运劳务费，对加快流通、保证经济发展确实是一项可取的措施，也符合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随后，这种措施为主管领导部门认可，陆续下发了农话、农话工程、长话、商包受理等名目繁多的超产定额奖励规定，并一再重申其奖金不能扣压，要落实到当事人手里。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上述种种规定在取得一定效益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邮电企业的总体性，一个完整的市、县、支局很大程度上被肢解为农话所有、长话或包件所有，导致事情越到基层越难办。在由此而起的互不服气的攀比之风日盛的情况下，企业主管领导人有的让步调和，慷“大锅饭”之慨以缓解本单的矛盾。这就是我们邮电企业内攀比向钱看之风的起因和现状。
    攀比和向钱看之风的又一个因素是我们前几年的改革从总体上说处于国家放权让利的阶段。国家为增强企业活力，又考虑到多年来对职工群众生活上“欠债”较多的事实，在改革的基本思路上采取放权让利－－即调整利益关系和增强利益引领经济发的作用，其正确性已为几年来我国经济生活勃勃生机所证实是对的。可是，让利搞活的同时，也在基层职工中造成一种“要把经济搞活、要多干事就要发钱”的片面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权让利作为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同时，引起全国消费资金比例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生活指数上涨已是客观的事实。人们的想法认识离不开客观实际，企业的思想工作要面对实际、与时俱进！
    改革带来的问题要靠完善改革去解决。上述相互攀比向钱看之风的兴起，与前一阶段改革方案设计的不完善有关，它的进一步解决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的积极措施去应对。
    分配是杠杆是动力，但行政化的分配办法极易滋生权力等级歪风，有效的举措是依据各自在市场上为用户创造的价值进行分配，符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问题就迎刃而解。
    下面谈大家议论颇多的物价问题。广大职工对物价极为关切，指责批评的居多，理解体谅支持的很少。作为基层党组织，不能不探究、回答。办法是要坚持两点论，把“看不见的于”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既要发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更要发挥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要明白，物价上涨与物价体制自身改革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的经济体制在由货币化率很低的实物指令型向商品经济转化，一切生产要素和产品都必须借助货币为手段的价值尺度来实现与评估，这是一大进步，可同时也带来了问题。前近30年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重大因素就在货币化率低、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各类企业的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无法生成。以丹阳局的长、农话价格为例：县内农话价格均为0.55元；成本，到镇江的长话要高于县内农话40％以上，收入却只有它的36％。类似扭曲的价格不改革理顺，各类产品之间、企业之间的盈亏评估就无法进行，更重要的是导致企业和整个社会对类长话这样紧缺、急需的产品（产业）不去投资发展，造成全社会的产品（产业）结构更加畸形而影响全社会的经济与生活。因此，物价非改不可，要改，在多数情况下如果按人们所想象的价低的不升，价高的下降，在实践上又是行不通的。仍以长、农话价格为例，丹阳局近三年来农话成本之所以下降较快，除了统一的调整资费因素外，企业自身进行了自动拨号、自动记费等技术革新等有力措施，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地上升作用很大。如若舍此，把农话价格简单地降下来，势必挫伤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导致谁也不再去做技术改进、加强经营、降低成本的儍事。因此在大规模改变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物价体系的过程中，多数是只能采取价低的提高办法，因而总的物价趋向上升是不可避免和必需的。
    更有，货币投放量一时难以界定是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因素。物价是货币的反映，货币的投放量受改革的影响。改革要走变实物指令型经济为商品经济，商品的车轮是货币，没有货币商品就没法运转。近几年来，首先是农村改革给全国的货币供应量带来两大课题、也是两大原因：一是户为核算单位取代生产队的账务结算找零之后，货币需求量急剧增加了；二是大量多余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生产后，所需的设备投资及周转资金比单纯的农业生产要增加几倍几十倍。可这种需求的科学界定额度一时谁也无法弄清楚，但基层及改革的要求却是非常迫切而真诚的。另一路径和原因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借鉴国际上的货币投放经验时，如何恰到好处并非易事。譬如，美国学者米.弗里德曼在回顾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从1886年到1985年的百年货币投放史时曾提出：“百年中货币量增加了340倍，产出增加了20倍，因而单位产出的货币量增加了17倍，物价在同期上涨了13倍（见《世界经济译丛》87年5期25页）”，说明货币是超前增长的。他在回答人们期求能够获得一种简单的、包治百病的货币投放量“仙方”时他指出，“我们一向反对去寻求那样一种得心应手的魔具，并且反对，我们一向赞成稳定的货币增长，其增长速度在长期内与稳定的物价相一致。” 这位学者论述的正确性先且不论，但他关于科学界定货币投放量决非易事的观点显然是符合事实的。到了1984年夏秋之后，理论界和实际工者都呼吁货币要导前以激发需求的声浪日高，高消费、提前翻，攀比发展速度的气氛日浓。在这种主客观、国内外的条件下，84年冬在经济领域曾有“两个基数”的提法。即各行业、各部门85年的信贷规模与工资总额均以84年基数为基础来确定，这就出现了信贷和工资的急剧膨胀。这是近几年货币投放的起始阶段，也是物价上涨过快的起始之因；可见不改革显然不行，改革又要找到物价稳定的“魔具”是没有的！
    货币投放量偏多的现象持续了两年以上，还有纪律观念、全局观薄弱的思想根源。1984年末，中央和国务院随即发觉并采取了措施，85年二月省长会议上严肃地提出要即行纠正经济工作上过热，超高速发展的不正常现象，并全力纠正滥发奖金实物，党政部门经商等几股新的不正之风。然而由于思想上没有真正统一，纪律观念、全局观念薄弱，可行的制度一时拿不出来，故而未取得预想“软着陆”的效果；时至86年春，在舆论认识日趋成熟的条件下，大力抽紧银根，超高速发展的势头才得到了根本扭转。可是，到86年二月份当经济增长速度降到最低谷0.9％时，扩张还是紧缩货币的争论又起，甚至学术界都提到是“改革”与“落后势力”之争的纠结，而且在实践上由于银根一紧，有些企业的设备、劳力都开工不足，其得失如何，一时也难有定论，在这种僵持的局势下，二季度以后信贷又一次放松。这样，在84至86年期间，我国社会的总供给方面：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平均为13.4％，国民收入为12％，劳动生产率为6.6％，其中86年仅4％，反应了总供给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一倍以上，虚而不实。在总需求方面：三年信贷平均增长28.1％，工资平均增长17.2％，86年达20％，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工资比劳动生产率快3.5％百分点，超过的比例为53％；同时在消费总额中社会消费部门由过去只占8－10％，这两年提高到12.1％；另外，账外性的消费更是无法统计。还有，在基建投资上，仅全民企业的增长率分别为25.8％、38.8％和16.7％，集体部分的增长率估计会大大高于此数；在投资结构上生产性投资受抑，投资总额中生产性的比例从以往的80％下降到56％，85年下降到53％；基建投资中的30％是直接地转化为消费性支出、非生产性的投资更是纯属消费性开支，如此，物价岂能不上涨？。
    物价上涨与物价体制改革的关联、改革过程中货币投放量难以界定、纪律全局观念薄弱、科学可行的制度一时跟不上，四大因素构成的物价上涨现象告诉我们，物价上涨是必然的，但物价上涨并不等同于通货膨胀！这几年的事实验证的是，在货币投放过量之后引起了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急剧上升，生产供给一时又无法适应，物价上涨就不可避免了。人为的行政措施对物价实行控制，结果必使之转入各生产企业的成本上升，利税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截至社会的供求关系大体平衡之前，幻想不从物价、财政这两个渠道反应出来是不可能的；58年大跃进的苦果一直延续到63、64年才真正解决就是历史的见证。目前如此，将来在供求关系上企求一劳永逸也是不可能的。50年代毛主席就讲过，供求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马克思也指出“供求实际上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是没有发生的事情（《马克思全集》25卷212页）。”
    （三）
    党风上纪律和全局观念却是可控的。攀比向钱看、物价等社会时弊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出现，主观原因是企业党组织只抓生产经营，少管甚至不管原则与方向，继而感到错重复杂，涉及面广，因难办而推委；有的抱怨改革开放；有的随波逐流，充当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俘虏。另外，在宣传教育的方法上严重脱离经济改革生活的实际，言之无物、言行不一的说教更使入厌烦；组织纪律松弛更是放任了不正之风的蔓延。面对如上情况，各级党组织的类似之风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两个基本点都将无法实现。
    在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放在首位，切实把推动改革的领导权握在手中是关键和前提。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只能走改革之路,改革之路是放权创利而不是让利；让利，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丹阳通信人的现成经验是自办《504经济实体》、是“局所自主经营”、是“不看计划看市场”。如此，就不会去争利而是去创利。
    建立企业、职工自我利益创造和约束机制的问题在：第一，要多方调查论证、精心设计方案以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以基建为倒，丹阳局今明两年的市话扩容，经过反复多方面的测算，由选用费资120万元的纵横制，改为自制55万的准电子，差价部分比全局职工一年的消费支出还要多15万元，技术上还比纵横制先进。由此可知，建立高效的既能约束投资膨胀，又有资产增殖能力、利于提高员工生产技能的投资考核指标，是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二，要严格利益约束，大力压缩集团集体消费，要下大力气。“大锅钣”很有影响力，在改革实物指令型之后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相应的入账开支制度一时难以跟上，因而滥用公款、扩大集团集体消费之风盛行。比如，集团消费在前两年大幅提高的基础上86年又上升26.1％，社会上一盆观赏型君子兰卖价竟高过14万（见《当代》87年2期《君子兰之谜》），一餐招待飯上千元已是常见，此类恶习不从利益制度上予以约束显然是危险的。第三，根治之策是在企业内部分配机制上把个人、单位的收入增减与其劳动贡献、经济效益相衔接，攀比之风自会收敛。因此，要在建立企业职工自我约束机制制度上，做细致而科学的建章工作。
    第一，要深入宣传，让大家明确以两权分离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中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两权分离的经营实体，对上消除了依附关系，对下实施按劳分配，使企业真正面向社会大众去服务经营，“人民邮电为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口号。如此，一批批社会主义企业的新型经营者、企业家，就会在市场这所价值规律的大学校里迅速成长，进而为废除干部终身制，实行局长选举、招聘奠定实际的可能。另外，由于从利益分配机制和法权规范方面得到了有力的约束，就为纠正前期改革中难以避免的滥用职权、投资膨胀、过度消费、账外消费支出猛等弊端找到治愈的良方。
    意义重大，可行性如何？农村第一步改革中变生产队集中经营为分户实施后，所有制性质未变，但效益显著提高、已为我们提供了验证。城市试点单位、特别是我们丹阳邮电局70年代中后期的局所自主经营丹阳移公司实施人本原则，以及近两年对邮亭、西门支局、线路工程承包的初步效果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的事实充分门证明：我们在公有制条件下，经过积极的探讨与完善，获得一条使企业具有旺盛的活力和生机，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经营之路，是必成无疑的。
    第二，在贯彻两权分离，完善企业经营机制的过程中，必须予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领导。随着改革的深入，它所带来的阻力必然从往日比较多地是认识习惯范围进入权益关系的深层次，而权益关系调整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是昂贵的，昂贵的实质和难点在于下层劳动者能否有权和自主自觉地使用其权益。譬如，要实行局长的任期负责制，就涉及到一些干部的上和下；要促成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就要打破一些人的“铁饭碗”。又如，要端正企业分配行为，克服攀比向钱看的弊端，就要实行企业的工资总额与上交利税挂钩；在内部要推行与实际完成的通信（业务）总量、经营服务效果、通信能力发展等等项目相联系的分配办法。凡此种种，都涉及到各自的权益要作调整。基层有了或敢于使用自己的权益，才有丹阳邮局1974年的《504修机室》自主革新出产品并向全国销售；才有委办局所市场化自主经营；才有了丹阳移动“不看计划看市场”等等，因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多种矛盾，如从市场实际出发推行体制机制改革，和上面的某些规定是否吻合；服务地域、用户条件的客观差异，需要在尊重历史实际的基础上作出可能的调节；劳动手段（邮电企业中生产力水平的不平衡性很悬殊）上的差异，持手工操作的工种容易强调体力手艺的作用，自动化程度高的工种容易过分强调智力技术的一面；资金构成高的往往表现为形成产业的利润会高得多，而这些工种和部门的同志又极易忽视国家资金、资产在增殖中的作用，过分强调利高就该多分的片面性；一些具有经营风险的工种、部门，也往往只求有风险收入，不承担风险罚金。以上种种都说明，在深化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企业党组织如果不能自觉地站在比较超脱、客观地站在党和国家社会的立场上进行强有力的思想领导，做大量的调查分析，学习应用党的政策去工作，仅仅靠忙于日常生产指挥和经管理等行政工作，显然是不行、不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原则与方向。
    第三，前期的问题表明，我国对改革在理论和思想上的认识与准备显然不足，急需加强。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向下一阶段，这类情况依然难以避免。很多构思和设计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就今年部、省确定的邮电企业经营责任制方案而论，就有类似的情况，如按86年的利润基数而不是按几年来年的利润增长比例递增率上交，并确定这一基数两年或多少年不变，预示着这两年中绝大多数企业都会得到其增长部分的大部分利益，就还是一种让利的性质。又如在实施原则部分强调“只有搞活了全网，企业才能搞活”，这就在实际工作上还是强调集中，无视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充分发挥一线员工按创收获益的主动性；过去30多年的史实证明，强调全网集中便没有把企业搞活，而是越管越死。世上永远不变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各类构思设计，即使当时是对的，随着时间、地点推移和变化，都必须跟着变化调整。不注意这一点，就容易片面地抱怨政策多变，忽视自身的思想僵化。改革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任何侥幸取胜的心理往往会适得其反，绝对需要的是我们的党组织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伟大的改革事业中建设我们的党，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1987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