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多年前，轩辕黄帝率领先民统九州、促融合、造舟车、务农桑、创文字、施教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根基，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炎黄结盟，结束了炎黄之间多年的征战，并融合其他部落，形成了华夏主体，开创了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先河。
从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到三代礼乐文明，从周孔之道到朱王之学……这些文化思想瑰宝，蕴含着中国人的求真务实、修齐治平的理想信念，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从文明根源处来理解，需要横向结合每一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制度习俗、经济政治等层面来整理把握，还需要与人类历史上的诸多类型文明体进行对比研究。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结合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融会贯通起来，自然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它集中蕴藏在中国原典之中。正是这些经典成功构建了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外化为礼乐习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通过对这些经典进行阐释和活化，让中华民族精神在时代变迁之中永葆鲜活的生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仁者爱人”“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亲仁善邻”……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中华文明因此而不断彰显出自己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个人至上，利益当先”的西方文化，同中国崇尚“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中国道路显然不同。“为人民服务”是“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的延续发展，无论身处哪个岗位，都可以都应该在为人民服务。当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并付诸行动时，便是团结的表现，便是在兑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文化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能应对复杂的共同体事物。中国“三”的根在《易》，易经中八卦的特质是变，代表上万年前的伏羲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易》本生是“三极之道”（《系辞上》）。《易》的二传手孔子及其弟子朱熹为儒学补好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世界秩序学说。具有“三”这种基因的民族，一旦遇到互联网，就能死死抓住不放，给现实生活以便利，比如，不用现金，生活电子化程度非常高，外出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就连街边的小摊贩也可以使用移动支付，打车用招手已经过时了。比那些只讲“二”、没有“三”的传统的民族，自然会更好地把他发扬光大到普世价值的高度，这对于中国能否走向强势非常重要。互“联网+”按下资本主义――行政权力的死亡键。互联网、物联网开启了“分享经济”时代，“免费”就意味着“分享”，“分享”成就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不会停滞，“富裕”与“稀缺”对立、“分享”与盈利或利润的独占、“排他”对立，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走向分享，是时代洪流。在《零边际成本社会》条件下，我们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坚定地回答，可能！
中西方政治文化、政治道路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诞生在商业经济之上，以个人为核心、自由为主的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是一种诞生在农业经济上，以王权为核心，以民本、统一、德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依然渗透在当今中西方政治生活之中。中国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它理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均富思想”与共同富裕。中华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追求渊远流长，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观，体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均富”思想，剔除了其历史的局限性是明白无疑的。“和谐”思想。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和为贵”“天人合一”，都有和合、和谐、协调的含义。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指出：“我国历史上就产生过不少有关和谐的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带有不同时代和提出者阶级地位的烙印，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更强调：“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民行为上。”“协和万邦”。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西方“国强必霸”，鼓噪“中国威胁论”。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和平主义性格”是中式的。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走和平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来的结论。”同崇尚竞争和“丛林法则”的西方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和平文化，追求的是“协和万邦。” 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和民族性－－“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均富”“和谐”、“协和万邦”，三大理念深植和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上！
改革发展要明确人的发展的总体目标分三步走，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人的发展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形态高低的标认，提出三种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多种产品商品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生产环境中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业内集团化管理以来，力推“执行性”管理，即严重抑制了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使相当多的基层职工回归到前两种形态，有违群众路线、发扬员工自主积极性的原则。
盛世修文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古为今用”“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历史是最好的教课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让积极的家史国史启示来者，告诉未来。“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为天地立心”。张载“为天地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句名言，最根本的是“为天地立心”。天地一语最早见于《周易》，《周易.复卦.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天地以博大胸怀、最大的德性在滋生万物的同时生养了人类，并使人成为万物之灵，人自应秉持为天地立心的神圣使命去阐“绝学”以“正人心”，开万世太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当今社会及世界上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日下，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和平蒙受威胁等等，源自“为天地立心” 的华夏子孙，自应唤醒大家的道德本心与良知，承担起历史赋予人应有的责任，无疑是我们的本分。
尊重自然规律。最早见于汉、晉时代《太玄经》的《春节》便非今天的年初一，而是“立春”，标志着阳气由弱而强，由衰而盛的转折。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言：黄帝乃“顺天地之纪”，《史记正义》进一步说“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以天干、地支为组合元素的历法模式产生于黄帝时代有了每年的“元旦”或“岁日”。
《中庸》。中庸，“不偏谓之中，不易（指常规不能变）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告诫人们“用其中于民”方能成事；《中庸》更强调“诚”为重点，诚不仅是诚信，“诚者，天下之道也；诚者…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学、问、思、辩、行”，秉承此诚朴的治学处事态度，“可以穷尽天地万物的本性，推动天地万物的发生发展。”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必从民”而不能权力为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表现在治国理政上是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合为本。以人为本四字见于《管子》，西周开始即说神依人而在、依人而行，人世是神世的根本。以德为本，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以民为本，《尚书》“民为邦本”，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合为本，强调统一性，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特色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力”、“群众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责任先于自由；范伸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然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力，从家庭义务开始，而至宗族社区、郡县而至国家、天下。群体高于个体，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的必然，《礼记》“以天下为一家”，《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谐高于冲突，自我为中心是克服、占有别人而致冲突的源头；责任、义务先于自由、权利，以天下为己任，自然就安土睦邻为先，所以中国历史上是少有扩张冲突的。平等比富有、比财富更重，自然是患不均、患不安为主，患寡患贫自然退居次位。习总书记曾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和提出，要有一个文化基础，要以中华传统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传统主流价值观是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是立足点，是根基、是根本、是命脉。一定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为条件、为落脚点。一方面我们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实践，还要注重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改善道德和社会风俗，才能有一个扎实的社会基础。尊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实处。人类文明中，影响最久、最长、最广的当属孔子的儒家思想。中间，世界工业化兴起后有一段低潮，西方普世价值一度成为强势。现在，孔子学院又在走向世界；国内，传统文化又在兴起，四川都江堰的私塾教学又重现光彩，都有其必然因素。
“子学”，我国商、周以来的传统知识系统分王官、子学两大系统。子学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结合时代因素而相传至今。此系统是个体智慧创造地吸收王官之学精华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众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在传统观念中其地位虽不如经学、但重要性毫无逊色，将成为促进“国学”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加快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新变革、新发展，为中国崛起贡献应有的力量。子学的精髄是“仁爱”、“修己”，昔日子路问何为“君子”，孔子答“修己以敬”；子路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又答，“修己以安人”；子路续问，“如斯而已乎？”孔子最后回答，“俢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尧舜自己一身清爽、一身明白所以能治天下）”。我们党倡导通过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从严治党，通过自身俢养以提升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品德、能力，与之一脉相承。现在不少人不讲修己以爱人，热衷于援引“新”理论、套用“新”名词，整天痛骂，整日愤戾；如此这般，终至一己憔悴于枯，国政必日益衰败。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表现在治国理政上是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合为本。以人为本四个字见于《管子》，西周开始即说神依人而在、依人而行，人世是神世的根本。以德为本，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民为本，《尚书》“民为邦本”，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以合为本，强调统一性，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特色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力”、“群众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谐高于冲突，责任、义务先于自由、权利，以天下为己任，自然就安土睦邻为先，所以中国历史上少有冲突，我国建国以来只发生过抗美援朝、援越，中印边境和珍宝岛反击战；美国建国265多年来，只有15年不在扩张打仗。中华文化认为平等比富有、比财富更重，自然是患不均、患不安为主了，患寡患贫就自然退居次要地位。中华文明是华夏子孙在长期历史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具有：日用而不觉的伦理生活。伦理生活，就是形成一种有条理和道理的生活，包括道德期许和美好愿望。梁漱溟说，中国“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相互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中国社会通过伦理关系之网，组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关系呈现深厚的情谊。人们不需要怎么思考，便知道如何去做是恰当的。见父知孝，见兄知敬，见义知勇为，智为……人们对自己应当如何行为，可以做到日用而不觉，日用而不知，却总能恰到好处。《周易.系辞传上》有言：“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万物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要在残酷的自然界生存，必须结成群体。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交往原则。孔子要求弟子“泛爱众”，孟子推广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师”“万物皆备于我”。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中“可以共处”“应该共处”的意识越来越明确，共处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家庭宗族到乡党、国家、天下，乃至万物宇宙。宋明理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程颢和王阳明提出“仁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的表述，标志着万物一体的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万物一体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更有着共同价值信仰的共同体。万物一体，一体犹身体四肢，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命运与共。在强调利益对于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对利益保持清醒的警惕，认为共同体的需要道义来调节，肯定为民族大义而牺牲个人私利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熏陶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会因为利益冲突或消失而崩溃，而会因共同的价值信仰和彼此的深厚情谊而形成而富有韧性的联系，尽最大可能寻求共同的发展。
一以贯之的道思维。“一”和“体”，解决一与多、特殊与普遍、单独与共同的关系，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以此构建起中华文明特有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一以贯之”是孔子对为学方法的总结局；从认识论上讲，指通过万物的特殊性认识宇宙体并由宇宙本体认识万事万物。中华各民族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统一精神内核和共同价值的文化共同体。是先哲们以各种方式提炼的“一”，如周易的“元”，道家的“道”，儒家的“道”“天理”，墨家的“天志”等。
明体达用的行道之方。如果说中华文明之“体”追溯到是“一以贯之”“之”道，那其“用”则体现在伦理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用”范畴多在三个层面成对使用；“体”指行体、实体、主体等，“用”指作用、功能属性等，“体”本质、本原等，“用”指现象、表象等，如万物映月，水中之月都是现象，本质是月的影子；“体”指根本原则，内在的目的等，“用”指具体方法、外在手段等。“体用”范畴虽有多种用法，但体和用的关系也是“一以贯之”的，即体用合一，体用贯通。“体”要在“用”体现自己，“用”也只有在“体”的规范下才能用得恰当合适。而中华民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伦理生活实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中国的具体实践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源，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本，保证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体用具有一贯性并不意味着体和用可以自然贯通，而是需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体的指导下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文明实践和文化建设，做到既“明体”又“达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之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 在文明实践基础上探索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体，必然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明实践中发挥其功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过上丰富多彩而又有情有义有滋有味的伦理生活。
文明的指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共产党宣言》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的了”。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集合。列宁说“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在新冠肺炎暴发后，特朗普深陷于“印钞依赖症”，说新冠肺是重感冒，而致人的生命于不顾，美国仅3亿多人，已死亡七百九十多万人，中国14亿多人，死亡不足6000人，可见美国文明的虚伪，中国则一再反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核酸检测、治疗，及对封闭区域的生活保障等等使病毒传染归零，两者的文明度承天壤之别。
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的优势。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有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文化精华相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灵魂，又深厚积淀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基因和鲜明民族特色，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文化在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精华相贯通，又实现了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理念相融通，从而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弘扬了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强大活力，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了伟大中华文明，以伟大中华文明之光照亮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中华元典是“六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经”。汉以后《乐》经亡佚，所以又称“五经”。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是一种循环理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不是“经济动物”，要讲人文。
“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欣顿为何离开谷歌？理由是：数字智能会给人类造成非常的危险而逃避。我们的回应是，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不会也不能因噎废食！我们的思想、文化是不断展开、开放、发展的思想体系。依据辩证法的规律，只有对立的统一才能促成发展。而对立的走向统一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事必有法 然后可成”，“盲人摸象”是不行的，问题导向则“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人工智能是什么？人类智能的一种仿真，可以模拟和超越人类智能的某些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创新潜力。我们必须了解这种新技术。所有经济体都将人工智能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列为优先发展的对象。人工智能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和促进数字贸易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则更大，因为它能对劳资关系产生变革性影响，鼓励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形式。成功地运用人工智能会增强而不是取代人类劳动。2023年，上演了“百模大战”A1时代，人们的工作时长将缩短。A1提高了生产力，人们将获得更多福利，工作小时可以减少，但用旧经验比照新事物，就可能离谱。A1时代，工作的定义大概率要再次刷新，诞生一批超乎我们现有经验的新职业。A1引发的兴奋，2024年的大明星将会是A1个人电脑。到2027年，生成式A1手机的市场份额将从2024年的8％扩大至40％。中国是全球创新引领者。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隨事而制”。《周易》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穷则变，变则通”体现了中国古人不僵化、不停滞的精神追求，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产生了我国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纷繁复杂之中，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 ，适应生产端数字化趋势，释放数字化生产力的潜力无限。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辩证法是，文明与文化互释、传统与现代互激、主体与客体互化，弘扬“礼之用，和为贵”“包容贵和”的伦理传统，处处体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崇礼尚德、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谦卑为怀、宽宏大度的精神追求，即能保持与扩大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优秀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面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画卷，可以清晰地领略中华文明的兼收并蓄、丰富多彩。
中华文明、现代化与制度的世界意义。《共产党宣言》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的了”。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的集合。列宁说“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我们不同，近观2025年《两会》报道，层层选拔的代表委员，集中全民的智慧意愿，则坚持以人为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2024年4月14日
